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成为大国的，不明白的就去多看看历史。
大国都是打出来的。

有人说，和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斗争中获得和平，就是打出来的；另一种就是放弃斗争，也就是投降。其实，投降也是没有和平的。这里讲一个有关和平的笑话。

话说宋朝建国以后以和平立国，埋头发展经济，30年内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科技最先进、人均GDP最高的国家，进出口总额和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0年排名世界第一。国家空前富裕、社会空前稳定、经济空前发达、文化空前繁荣，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由于宋朝爱好和平，为了维持与国际上友好国家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不但历史上属于宋朝的幽云十六州的土地不收复，还大力发展与辽、金、西夏、蒙古等国的经济关系。大宋皇朝的经济学者认为，两国的经济关系紧密了，金、蒙古等国的消费者依赖大宋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有助于降低金国和蒙古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两国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友好关系，大宋首席经济学家曹安东同志提出了“行贿论”，指出只要宋朝自己不养鸡，不断以高价收购金国和蒙古国质次价高的商品如草原飞鸡，有助于促进大金国和蒙古国之间的分化。为了经济利益，大金国和蒙古国必然争先向大宋讨好献媚，以维持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大宋的经济关系与贸易往来。曹安东同志更进一步指出，大宋还可以拿国库中的金银储备，去投资购买大金国和蒙古国“金兀术”、“忽必烈”两家基金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两家公司与大金国和蒙古国政府高层的关系极其密切，投资其中，既可以让国家储备保值增值，又可以维护与大金国和蒙古国高层之间的关系，可谓一举两得。

在曹安东同志的理论指导下，大宋和大金国、蒙古国之间的外贸依存度迅速上升，不但大金国、蒙古国高层每年完全依靠大宋三百万绢、三百万白银的“岁币”维持生活，连大金国、蒙古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极度依赖大宋的普通消费品，“大宋制造”通行全球，成了物美价廉的代名词。大宋的高层官员们美美的：“都说金国人爱侵略，我把你养起来了，你总不会侵略我了吧”。

不料到了某一年，大金国突发自然灾害，草原突然发生大雪灾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大金国居民无以为生，靠“岁币”已经不能满足生存需要，于是南下抢劫。

宋徽宗惊慌失措，赶紧找曹安东同志商量对策：怎么办？曹安东同志满

中国的腐败和卖国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矿山贱卖，国企贱卖，在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外国投资中国总是大赚特赚，中国投资外国总是血本无归。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的，在80年代也不严重，是从9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的。

近一些年来，中央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手段不可谓不高超，工作不可谓不呕心沥血，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感情不可谓不真诚，但是，为什么卖国行为越来越严重呢？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人民民主被削弱了，是人民民主被削弱的必然结果。同时，笔者认为，如果不加强人民民主，中华民族必然会遭受巨大灾难，所有的中国人都将付出惨重代价。

在中国已经施行的三种主要政体中，中国社会的传统政体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土崩瓦解，西方民主政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只有人民民主政体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发展。

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世界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西方，不是来源于西方民主政体，而是来源于西方对新大陆和世界的掠夺。在发现新大陆之前，西方社会并不先进，阿拉伯社会比西方社会先进得多，十字军东征是野蛮西方和文明阿拉伯之间的战争，其性质跟中国匈奴进攻汉朝差不多。西方人并不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后裔，而是野蛮人后裔，西方文化原来并不是希腊和罗马文化，而是基督教文化，所谓西方继承了希腊和罗马文化是在西方发达起来以后，在西方发达起来以前，西方文化受到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比受到希腊和罗马文化影响要大得多，比如西方的几何学和办大学就是从阿拉伯学到的，西方的航海技术是从中国学到的。西方在发现新大陆后，从新大陆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然后用黄金和白银从中国和东方购买了无数的物资（这造成了明朝的通货膨胀和明朝的农民起义），使得西方社会发展很快，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社会仍然落后于中国，最迟到17世纪，文明西方人的标准是吃饭时不把痰吐在桌子上，而是吐到地上，因为在民间，用手吃饭的西方人认为把痰吐在地上麻烦，在吃饭时是把痰吐在桌子上的。而在物资生产上，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在19世纪，法国人仍然不知道粪便可作为农田的肥料，这说明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农业是落后于中国的。

西方现代民主政体之所以在西方比较稳定，西方民主政体之所以战胜中国传统政体，其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基督教原教旨式的抢

建议中央尽早制定国民经济部分转入计划经济的政策准备　

贫道觉得中国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幸运在于美国次贷危机是在2007年上半年发生，而不是2008年年底发生。　　　
如果美国次贷危机是在2008年下半年发生，按照十一五规划的承诺和银监会的改革开放步骤，2008年5月王岐山副总理和银监会的尚福林就有条件乘着奥运会的东风，敲着改革开放30年伟大胜利的锣鼓，与美国谈妥关于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开放金融衍生品、开放外汇市场的协议。西方金融资本就有条件在2008年下半年恶炒一下中国的楼市、股市和汇市，并在2008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开始到2009年年底信用违约掉期危机到来前的一年多中，在中国成功制造一次金融危机，大赚一把。先是摧毁了中国金融，还趁股市崩溃时彻底控制中国经济，不仅缓解了自己的危机，还彻底摧毁了中国。贫道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例子在1988年日本就实践了——自己经济崩溃，解救了美国。而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在1997年实践过，世纪末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实践过，今年越南正在尝试。　

天不作美，美国次贷危机在2007年就发生了，到了2008年4月银监会公布要彻底开放银行业时，国内一片哗然，悲愤的指责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显示出的所谓“现代金融体制”的弊端，王副总理和尚主席5月与美国财长谈的时候似乎还没有敢把事情做绝（贫道只是从新闻报道中推测的，就像加入世贸一样，究竟里面承诺了什么并不清楚），有些动作似乎缓了一缓。这一缓，6月底美国次贷危机点暴的信用违约掉期问题就开始显露，一场更大的金融风暴接踵而来，中国金融开放是否最终停摆不知道，但再冒天下大不违，硬着头皮搞下去，恐怕就很难了　

中国是否躲过了一劫？根本不是，顶多算是没被凌迟处死，砍头呀绞刑呀恐怕还是躲不过去的。　　　　

先说直接影响。次贷危机时中国外汇投资只损失150多亿（官方承认50亿），而第二次风暴，中国持有的房利美和房地美3760亿美元的债券恐怕就有风险。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加紧打捞这两个公司，但是他们5万多亿的负债并不是几千亿美元能够打捞的起的。最主要的是，根据金融专家宋鸿兵的预期；“美国次贷危机只是一个引爆器，其背后的48万亿美元的总债务和45万亿美元的财政亏空才是真正的巨型火药库。目前美

作者：高梁原载：《瞭望》

　　“5·12”大地震，凸显出国家综合经济能力和经济调动能力的重要性。包括产业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保持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力，才能保证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不受到严重损害，才能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员能力，以备抵御外敌侵略、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在深化体制改革中，如何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掌握国有经济应控制的领域，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在全球化中确保经济安全

　　尽管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我国工业品出口的55%以上、高技术产品出口的87%以上由外资企业完成，其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基本上掌握在外企手中。
　　我国庞大工业的主体是处于全球中低端的“劳务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的“知识经济”。所谓“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实际上自由流动的只是全球逐利的资本，核心技术不可能向我们“流动”。只能靠以中国企业为主体、走奋发图强、自主创新的道路。
　　目前在稍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规模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大都不足以和跨国公司相比，如果完全暴露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这些代表国民经济发展未来希望的企业或产业，可能被外资挤垮或吞并（如我国的装备工业）。
　　后发展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科技，需要保持对战略性产业（企业）和支柱、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在目前的相关改革中，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者不应忽视国家战略的地位，淡化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概念。否则，只注重“招商引资”、“国退民进”，忘记了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将严重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67%；遵照“入世”承诺，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和配额，取消了多数行业合资企业外方参股的限额。近年来每年外商直接投资到位700亿～800亿美元，我国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当前，对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开放水平”的论述，有的部门或地方的干部并没有理解到位，还是沿用有偏差的“招商引资”增长思路。
　　从产业控制理论来看，外资和东道国对产业的控制

时寒冰

原载：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hihanbing

中国外汇储备不仅因为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中国投资于美国的数额巨大的债券，现在也四面楚歌。忍不住痛心地问：为什么受伤害、受掠夺的总是我们？　　

7月14日，有报道称，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贷美和房利美可能会宣布破产，而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的这两家公司的约3760亿美元的债券14日公开市场没有买家出价。中国外汇储备中约有1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其中包括2000—3000亿美元的ABS债券，再加上这次两家房贷公司的3760亿美元公司债，外汇储备竟然有至少超过5000亿美元的次级债！　　

因此，外电称，这次美国金融风波最大的输家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2007年联合发布的“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的报告（ForeignPortfolioHoldingsofU.S.Securities），中国是房贷美和房利美这两家公司排名第一的外国债权人，持有3760亿美元公司债券，接下来依次是日本、开曼群岛、卢森堡和比利时等，海外投资者共持有1.3万亿该公司的债券。也就是说，一旦这两家金融机构破产，中国的3760亿美元投资将遭遇重创。　　

3760亿美元已经成为别人刀下的鱼肉。　　

中国一次次地为别人买单，不幸的是，这次是为美国的次债损失买单，而次债危机本身就是一个无底洞！　　

忍不住要问：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早在2004年，格林斯潘就向国会发出预警：“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同，房贷美和房利美没有有效风险控制，却不断扩大的业务规模，潜藏很大风险。”　　

然而，中国掌管庞大外汇储备，掌控着人民血汗钱的有关官员，却对格林斯潘的警告置之不理。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对美国证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三翻至9220亿美元，且偏重债券投资。仅2006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幅就高达32%，而本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只小幅上升8%。在次债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孔的前夜，中国增持美国债券的依据是什么？　

最近几年，面对超常规发展的中国经济，主流学者和绝大多数官员都有些醉态，倘再听了或看了欧美国家不吝言辞的赞许，就更飘飘然。日前有幸听一个县委书记作形势报告，每每讲到经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承认，这个县的经济状况确实今非昔比，财政收入连年翻番，06年县财政收入2亿，07年一跃突破4亿，今年刚进6月，财政收入就突破了6.8亿元。按照那位县领导的话说，就算把第四季度划入下年度，坐8望9指日可待。

财政收入的总量当然是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但同时我们更要重视维持财政收入跨越式递增的方式。还以那个县为例，财政收入中十分天下铁矿石一项就占了7成，以这种模式维持的财政收入高增长，欣喜之外的隐忧不言自明。更让人忧虑的是，不但财政增收的模式是畸形的，包括实现财政高增长的地理布局都有问题。据我所知，这个县的财政收入中有50%来自一个以铁矿石为主的资源大镇，有消息说，就目前这种暴饮暴食的采掘方式而言，撑死也就维持10年而已。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10年以后怎么办。

靠透支资源维持经济的超常规景气，并非一两个县所独有，而是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去年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有五大误区，一是资源型的。其实就算是资源型的也未必可怕，比如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贮量也让人瞠目，铁矿石、铀矿石等挖上几百年也没问题。特别是铝矾土资源，据说占全世界已探明储量的70%还强。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澳大利亚当然不必忧虑经济发展后继乏力。可中国就不同了，总量虽然不低，但人均则相形见拙。特别是那些自主支配权为县乡拥有的矿产资源，都不具有可持续开采的能力，一般能开采十年八年也就空了。

二是污染型的。这一点笔者深有感触，每次下乡，触目所以，不忍目睹。其一是河流污染严重，有些河里虽然有鱼，但当地老百姓是不吃的，包括养鸭子养鹅的，沿河两岸都很少看见，一是不易养活，二是鸭蛋和鸭肉中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其二是空气污染。去年冬天去某县检查工作，一路上烟雾迷蒙，虽然车窗紧闭，依然挡不住烟雾侵蚀，加之笔者有慢性咽炎，一路上眼泪都咳嗽出来了，未及晚上9点，已然是咳脓不止，直输了三天液体才躲过一劫。笔者就想，笔者一走一过就输了三天液，而当地老百姓常年都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们该怎样活呢。其三是地下水污染，有那么一个镇，老百姓常年买矿泉水喝。离那

2008年，在美国次贷风暴席卷全球后，人们发现，原本熟悉的世界经济面孔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一些突破了供求关系框架的反常乃至诡异的现象，如幽灵般在世界各地流窜。

　　油价，一个“升”字不足以形容，前面还要加上一个“飙”字，其复杂性让投资大鳄索罗斯都说“我会远离这个市场，因为它太诡异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粮价，一涨再涨，而坐大米出口前位的泰国没有感到自己是最大受益方，“我们是世界粮食中心，却对粮价方面没什么影响力，我们进口昂贵的石油，却低廉地出售大米”。

　　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严重的次贷危机、美联储的大幅降息，这样一个“三连套”组合背景下，受伤最重的却不是美国。

　　而在华尔街，各大投行一边表情严肃地通报世界经济的高危性，一边通过投机开始一场面向全世界的强行“征税”……

　　在种种令人看不懂的“诡异”现象背后，人们不难发现：没有利他主义，猎取最弱小的猎物——这是自然法则在特定经济领域的折射。

癫狂：油价脱离理性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2008年第一个交易日，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开创了三位数油价的历史纪录。

　　6月30日，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当天早盘的电子交易中，8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到每桶143.67美元。

　　然而，在油价飙涨的时期于6月召开八国集团财长会议，作为7月上旬日本洞爷湖八国峰会的预备会，却显示出与会各国对油价问题的看法仍存在重大分歧，甚而导致会议推迟了有关稳定原油市场行情的讨论。美方认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对原油需求的增加是导致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则认为投机资金进入原油市场是很重要的原因。

　　与美方观点相呼应，美国第一大投资银行高盛公司6月30日发表报告称，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是供求失衡。

　　美国期货价格委员会披露的数据则显示，截至6月24日的一周里，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主要投机资金在原油期货市场上大量增持看涨仓位。

　　这样的数据暗合了部分欧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震惊全国的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袭警案的情况，官方7月7日继续向媒体通报了更多的细节，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两篇通讯“上海警方披露闸北袭警案详细经过”、“公安局称袭警案凶手未遭殴打传谣者已被捕”。第一篇报道很详尽地描述了嫌犯杨佳的作案过程，第二篇报道则试图澄清一个关键的网络传言，就是杨佳在去年被闸北警方以自行车来源不明被闸北区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引起群众围观，被带至派出所处理，期间有没有被“虐待”，以至于“丧失生育能力”，从而引发报复袭警冲动。

其一，从上海警方公布的杨佳袭警过程来看，思路清晰，方案周密、准备充分，“今年6月12日至23日，杨来沪居住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仅20米的某旅馆，并使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情况。6月26日其再次来沪居住在闸北公安分局附近的某招待所。期间，他购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和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防尘面具、橡胶手套、打火机等物。”。其二，从上海警方公布的关于被“虐待”的说法来源，为“经警方调查，这一传闻为造谣，日前，传播谣言者已经在苏州落网。传播谣言嫌疑人郏啸寅为苏州人，据其交待，他在看到闸北公安局发生袭警案件后，杜撰了杨佳遭警察殴打致生育能力丧失的故事，并在网上传播。现在这起造谣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草民注意到，网络平台上对上海袭警事件的讨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平头百姓杨佳的同情和对警方第一次处理杨佳的态度和手段的质疑，这一点相信随着事件的进一步调查，会有更多的细节证据出来。报道说，当日处理杨佳留有录音、录像资料。杨佳杀警肯定有罪，这一点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但杨佳是如何走向杀警的绝路，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据杨佳的律师说“杨佳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法律问题有一定把握。他举例说，杨佳一开始就向他了解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当有人进来拍照时，杨佳又向律师询问，这样的举动是否合法。”。

由网络言论，草民不禁想起贵州省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书记在赴瓮安县处理瓮安事件时，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后的一段感慨“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新华网《瓮安事件始末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纵观石宗源书记及其他领导在瓮

这个下岗工人说的一句震惊中外的话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
　　这句话本身是中性的，没有褒贬之分，但事实，所谓的精英治国导致的后果也正好印证了这位下岗工人的话，这句话在事实上已代表了中国3000万下岗工人的集体心声，也代表了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心声。对待知识分子要好，其待遇好一点无可厚非，但也不能高出工人农民千万倍，如果这样，那也不叫社会主义。
　　现在对待工人农民确实比前些年好多了，但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某些已经走到工人农民反面、不为工农说话甚至欺压工人农民的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还是过度的照顾、倾斜，使穷的极穷，富的极富，其后代也打上了贫穷或富裕的烙印。
几千万下岗工人,有的因为子女考到大学却无能为力送其读书,而卧轨自杀;有的因为三四岁的女儿去偷吃一块猪肉,其父因无脸见人而自杀;几千万失地农民,有的也是因为送不起儿女读书而喝农药结束生命;有的因为子女考到重点大学而当街乞讨(河南某县一中三个母亲为了其儿子考上大学的学费而在县城乞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现象是不是改革中一定会出现的,是不是一定要由无权无势的工人农民来买单,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其子女(87---2002年,每年有500万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读不起书耽搁了两代人,且有可能继续恶性循环下去,这些就是所谓精英出的主意,现在,在胡总的领导下,义务教育有所改善;而医疗则积重难返,好端端的农村合作医疗被那些精英改得而目全非,不是在原有基础上改进,而是改掉(凡是毛泽东时代的都改掉,不管好不好),结果有60--80%的病人因无钱看病而在家等死,这是何等的悲惨.

两千多来前的春秋时代，仁义在一些诸侯国受到推崇，　宋国君主　宋襄公也迷上了仁义，在决定其命运的楚宋泓水之战中，他大讲仁义道德，不肯乘敌“半渡”、“未阵”而击之，结果被楚国打败，为天下人所耻笑，毛泽东主席评之为蠢猪式仁义。　　

仁义本来是没有错误的，但如果不能了解其真谛，而是对其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教条，就有可能犯蠢猪式的错误。　　

仁义如此，其它事情也是如此。就拿对外开放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一直积极地对外开放，积极地突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随着我国实力的快速增长，随着中国导弹、核武器、核潜艇和卫星的研制成功，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美国为了和苏联争夺霸权，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被迫放弃封锁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积极谋求和中国合作。毛泽东主席抓住机会，成功地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逐步取消，为后来我国全面开放打下了基础。　　

1978年以后，我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我国之所以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是搞一个宗教仪式，而是为了更好地对外交往，通过对外交往为我国谋取利益。　　

而为了搞好对外交往，就要灵活地对待对外开放，根据需要，有的领域开放得多一点，有的领域开放得少一点，有的领域不予开放，有时开放得多一点，有时开放得少一点，如果有必要，有时又可以把有些领域暂时关闭起来不开放。　　

但是，我国在金融开放上，却似乎忘记了对外开放的目的，为了开放而开放，没有灵活性和策略性，没有坚持对等原则，搞成了蠢猪式的对外开放，并且结出了恶果。　　

我国的银行业急急忙忙引进外资，以比国内投资者低几倍的价格卖给外国，使我国的银行资产少卖2万多亿元，而当我国再用这些贱卖银行得到的美元去购买外国资产时，却要付出比国外投资者高出百分之几十的价格，比如，中国铝业公司购买力拓公司股票时，支付的是每股约60英镑的价格，比力拓当时的股价高出20%。　　

还有，美国不允许外国控股美国银行，但中国却允许美国控股中国银行，已经有许多美国银行在中国开业，但美国却阻挠中国银行到美国开业。　　

在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中，美国仍然不同意中国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在美国开展